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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傳統的評書表演形式相對比較簡單,電視普及之后,才把評書演員的表演搬上熒屏。但是,當電視評書被老百姓熟悉之后,這種形式又顯得死板了。于是,首開電視評書先河的遼寧電視臺變花樣了———嘗試著調動一切電視手段烘托評書表演。田連元聽到這個消息,立刻參與進來:   1999年,30集的電視四人評書《遼沈戰役》,打響了第一炮。田連元演說共產黨一方、單田芳演說國民黨一方、葉景林敘述國內外背景、張潔蘭進行點評。這“三書一評”的表現方法,又開拓了一種電視評書的形式。這個欄目組花費近二年時間,創作了三十集大型現代評書《遼沈戰役》。在用評書的形式表現重大革命歷史題材上做了成功的償試,從內容到形式都有突破和創新。說評書一直是一個演員、一張桌子、一個背景,這部書卻是借鑒了影視藝術扮演角色的長處,田連元、單田芳、葉景林三位各有特色的藝術家同臺表演,女評書演員張潔蘭作評點和串聯。這種"三說一評"的新形式,是評書連播從傳播型向創造性的新發展。   評書是以徒口講說進行表演的曲藝形式。傳統的演出方式,通常是一個演員以一塊醒木、一方手帕或一把折扇為基本道具,在一張方桌后坐場行藝。憑三寸不爛之舌,講說古今故事;挾兩排伶牙俐齒,秤評人間萬象。半個多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的進步,書場茶館之外,廣播電臺甚至電視臺,也成為這種藝術得以施展的重要舞臺或曰傳播媒介。近年來,遼寧電視臺以其當地獨特的評書藝術資源,和比較在行的曲藝編導隊伍,在電視傳播與評書表演的結合和創新方面,成績卓著,堪為先鋒。他們不僅于1985年3月全國最早錄播評書,首開先河,而且特別注重和不斷探索利用電視手段更好地弘揚評書藝術的新途徑。不久前,由該臺制作播出,且仍由當初開創電視評書錄播形式的該臺編導史艷芳擔任總導演的30集電視評書《遼沈戰役》,可謂電視評書創演探索的新收獲,不僅在評書創作的題材內容上實現了重大突破,而且在評書說演藝術表現的本體方法上,進行了大膽而又成功的革新嘗試。   眾所周知,傳統的評書節目,以表現歷史爭戰和武打公案的內容為多,這與其在歷史發展中的“講史”傳統有關。特別是評書的藝術表現,就審美的方式而言,敘述故事和塑造人物僅僅是展開其藝術創造的前提與基礎,而對故事的口頭敘述,對人物的說表塑造,特別是對故事中所蘊含的人情世故和名物掌故的評論介紹,才是其藝術的審美根本。猶如藝諺所云:“評書無評,如目無睛”,“評書無評不成書”。而對現實生活內容的演述,來自評述方面的挑戰和風險,歷來被評書家們視為畏途。這就使得現實題材評書節目的創演,歷來相對貧弱。在當代,對那些具有一定敏感性的重大現實題材,特別是政治性較強的革命戰爭題材的評書創演,由于對把握其中政治分寸和歷史與人物評價的要求比較高,更是新評書創演的一大難題。比如《遼沈戰役》的創作,就要求創演者非常熟悉20世紀40年代國際國內政治風云和軍事斗爭的復雜態勢,具備涉及當時社會歷史階段各個方面的知識儲備,否則便無法駕馭如此重大的題材內容。但正如觀眾已經看到和聽到的那樣,這部評書通過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中著名的“三大戰役”的開篇杰作“遼沈戰役”的成功表現,已然證明評書在此一領域題材視野的擴大,是完全可能的。盡管,由于篇幅所限和藝術表現視角主要著眼于指揮這場戰爭的高層首腦,致使對許多看似平凡的戰爭細節的藝術渲染還不夠從容;又由于是對重大復雜的歷史事件進行表現,所以在評論手法的藝術運用上,也不免有些拘謹。但就通篇來說,敘述描寫的揮灑跳躍、大開大闔,以及評說議論中如針對蔣介石與部屬之間的相互掣肘所發的“軍事抵不過人事,戰術比不上權術”之類的精彩點評,依然使得這部評書不乏成功和獨到之處。   電視評書《遼沈戰役》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貢獻是開創了評書演出的一種新方式。與傳統評書的演出方式為一個人的單獨講說不同,電視評書《遼沈戰役》的表演,采取了多人說演的方式。即由三男一女共四個演員,來共同演繹一段波瀾壯闊的戰爭故事。參與表演的四個演員分別是目前較為當紅的評書演員田連元、單田芳、葉景林和張潔蘭。在說演敘述的穿插組合方式即四個人表演的搭檔配合上,雖然說不上有什么固定的行當分工,但出于語言造型和演述表達的便利,每個演員的說演角度均有所側重:田連元側重于中共方面的內容敘述與人物表達造型;單田芳側重于國民黨方面的內容敘述與人物表達造型;葉景林側重于美國方面的內容敘述與人物表達造型;而張潔蘭則側重于敘事的穿引與介紹評論,構成了所謂“三方一評”的說演格局。他們的說演雖然各有側重,但不可能一刀切而“角色化”,仍然是評書以第三人稱口吻統領的夾敘夾議的說演表現,換句話說,“三方一評”也罷,群口說演也罷,都是對評書表演口頭講說本質特征的一種新外化;是對評書表演傳統方式的一種革新與擴展,而非扭曲和背離。好比相聲的演出,有一個人表演的“單口相聲”,兩個人表演的“對口相聲”,三個或者三人以上表演的“群口相聲”等不同的方式。四個人說演的評書,以此而論,被稱之為“群口評書”,可以說是十分恰當的。   與此相應,電視評書《遼沈戰役》在探索電視手段與評書演播的結合方面,也進行了一些新嘗試。一是拋棄了傳統評書的說演道具,讓演員站立說演,又解放了雙手。輔助口頭講說的動作表演和可以在演播室里搭成的表演景區自如走動的舞臺調度,大大豐富了電視傳播的鏡頭語言。再加上多機位錄制之后的后期剪輯,使得遠、中、近景與特寫鏡頭,在最后播出的成品節目中交替出現,增強了講說語言和神情動作之間的節奏配合,使聽覺的主體與視覺的效果,在審美的節奏上達到內在的一致;二是注重充分調動電視傳播音畫同構的特質運用,于演員的評書說演過程中,在畫面上疊現出相應的真實歷史畫面,包括歷史人物、戰爭場面等歷史資料鏡頭。同時,在一些地方適當配進一些烘托背景和渲染情緒的音樂。相比之下,前者的運用較為成功,對過去較為被動的電視傳播手法有所超越,變得比較主動;而后者的背景性畫面疊插與音樂渲染,似乎必要性不大。當作為評書創作素材的“歷史”,成為藝術家審美過濾之后的“藝術”時,二者是無須再相提并論且同時出于一“轍”的。何況,疊現的歷史資料性鏡頭的出現,勢必時時轉移著觀眾的注意力,削弱觀眾聽賞評書的接受效果。而突然出現的渲染性背景音樂,相反可能會限制甚至阻隔觀眾的聽賞聯想。   電視媒體對評書藝術的傳播,首先要求的是,電視手段要忠實和張揚評書作為口頭說演藝術的特質,而不是改造甚至消彌評書藝術的形式。決不能以所謂的創造性,去削弱甚至消滅所傳播對象的特殊魅力與獨有品格。電視評書《遼沈戰役》藉電視手段對傳統評書的傳播實踐及其演出方式的成功革新,從總體上講,基本可以說是一個比較成功的范例,必將載入評書藝術革新發展的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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